政协委员提议完善就业歧视配套政策
政协委员提议完善就业歧视配套政策，用人单位因劳动者的性别、年龄、学历、户籍、身高、健康状况、家庭背景、是否婚育等情况而区别对待，一直以来都不鲜见，政协委员提议完善就业歧视配套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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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政协委员张帆提交提案，建议全面消除就业歧视，促进充分就业。
张帆表示，近年来，党和国家将促进充分就业作为“六稳”“六保”的重中之重，综合采取稳岗补助、社保减免等有力措施，将社会失业率控制在了合理区间。但是，学历、年龄、性别等方面的就业歧视问题当前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，应引起充分重视。
为此，张帆建议，全面落实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中工作权利的相关规定，修订、制订有关法律条款，全面清理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就业歧视。立足国务院《“十四五”就业促进规划》，积极拓展劳动者发展空间。各级行政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考录，严格执行反就业歧视规定；结合延迟退休政策，逐步放宽公务员录用与遴选招聘“35岁门槛”。
在完善反就业歧视配套政策方面，张帆建议：各级人社部门、总工会与妇联定期举办大龄、女性、非全日制、职业教育劳动者的专场招聘，并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；允许企业实行育儿特殊工时制，在依法协商前提下，允许达成调整岗位与薪水浮动的协议；对聘用35周岁以上或女性职工较多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比例超过50%的企业，可强化财税支持。
张帆还建议，提升就业歧视治理能力，压实用工主体责任；完善劳动监察执法、失信联合惩戒、惩罚性赔偿等制度，增加企业违法成本；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，将就业歧视纳入劳动仲裁范畴，整合行政、司法资源，建立诉非联动机制，支持快速维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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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职场的“35岁危机”论调甚嚣尘上。“用新不用老”，不录用35岁以上从业者，成为职场招聘中的一种现象。
在全国人大代表、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蒋胜男看来，招聘中“35岁门槛”容易导致从业者35岁以前过度“内卷”，加剧职业压力和生活焦虑。因此，两会期间蒋胜男建议取消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，向社会传递积极信号。
蒋胜男认为2007年出台《公务员录用规定（试行）》时，设置了35周岁门槛，这于当时是有特殊原因的。但近年来许多就业单位以此为由，拒绝35岁以上从业者。
尤其去年疫情期间，很多企业减员裁员，不少35岁以上从业者在二次就业时被拒，又将这一问题摆到了社会面前。
我认为取消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，能够向社会传递一个信息——不能将35岁作为一个招聘录用限制。这有助于盘活35至50岁劳动力人口的工作积极性，为我国未来即将步入的老龄化社会加固劳动力市场中流砥柱的`力量。
3月5日上午，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，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，“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、年龄等就业歧视，着力解决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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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35岁到45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，是干事创业的大好时期，将这个年龄段的他们排挤在求职门槛外，既不科学也不公平”“女性产假和男性陪产假之间的天数差异进一步加大，可能加剧女性因生育遭受的就业歧视”……
今年全国两会，多名代表委员围绕就业歧视问题建言献策，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热议。两会前夕，有媒体展开的调查则显示，就业创业是7万余名受访者最期待的两会议题，有近七成受访者认为，就业歧视是就业领域最让自己犯难的事。
政府工作报告对此有明确的表态：“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、年龄等就业歧视，着力解决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。”“就业歧视”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，这无疑是一个重要信号。
就业歧视并不是一个新现象。在某社交平台的讨论话题“你所遭受的‘招聘暴力’”栏目下，常常有网友分享自己求职时遇到的“奇葩”事：“进入面试后，面试官说只招男孩子”“名校硕士因为本科不是‘双一流’被刷了”“本地人室友成绩远远不如我，录取的却是他”……
用人单位因劳动者的性别、年龄、学历、户籍、身高、健康状况、家庭背景、是否婚育等情况而区别对待，一直以来都不鲜见，类似问题导致的劳动纠纷不时见诸媒体。
就业歧视为何屡禁不止？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多数劳动者都会对维权有所顾虑，担心影响未来求职；同时，针对就业歧视的调查取证也存在困难；此外，即便维权成功，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也相对较低。归根到底，还是劳动者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，岗位供需不匹配，导致企业用人的功利化。
很多人应该记得，去年两会上，“35岁以上”求职者面临的职业焦虑、年龄焦虑，也曾引发社会热议。对许多用人单位来说，这是一条潜规则。
潜规则当然可以用明规则来破，也必须这样做——有力的规章制度和监管、处罚措施是亟需的，但仅仅依靠这些强制手段恐怕效果有限，毕竟就业歧视本就存在着一定的隐蔽性。招聘新员工，用工单位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，也不乏操作空间，在“获得应聘资格”到“获得录用”之间，完全有机会把35岁以上的求职者淘汰出局。
打破这样的“隐形门槛”，才是真正的难题，这必须从观念上彻底转变歧视倾向，促进企业唯才是举、任人唯贤。
对企业加强监管和引导的同时，我们也应理解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，用人单位也有难处。例如，员工生育期间相应的的薪酬、社保待遇，对中小微企业而言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成本。市场主体是创造就业岗位的源头活水，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，也要让企业有活力、有奔头，这需要在顶层设计上下一番功夫，通过完善的制度和多元主体的参与，来为双方托底保障。
作为劳动者自身，不妨也转变思路，因势而变，及时调整心态，在增强维权意识的同时，更要提升职业技能这个“硬实力”。整个社会舆论则要抛弃以往存在的“有色眼镜”，卸下强加于劳动者身上的各种“标签”，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，各显其才。政府也要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，不断鼓励创新创业，为劳动者创造更多岗位。
就业是民生之本、发展之基，找到一个好“饭碗”、实现高质量就业，不仅是劳动者自己的事，更是全社会的事，是一件系统性的事。
